首都師範大學郝春文教授舉辦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讀書班，至今已兩年有餘。我從前年開始負笈郝先生門下讀書，因緣際會，也幸運地參加了該班。讀書班爲方便校外學長參加，一直安排在周日下午開展活動，除寒暑假外，幾乎風雨無阻。該班規模不大，每次參加者約十幾人，其中既有項目組成員，亦有前來旁聽的研究生。通過近兩年的學習，我收穫頗豐，感覺讀書班在對項目研究的推進、對青年學子的成長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 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 力求字斟句酌 在識讀文字上有突破 長期以來，正確識讀敦煌文書的文字是廣大讀者使用敦煌文書的最大障礙。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多爲手寫文本，其中不乏俗體字、異體字以及用河西方音書寫的假借字。由於文書的書寫時代不同，書寫者的書法水準參差不齊，因而具有楷書、行書、行草、草書等多種字體，另有大量模糊不清的文字、朱筆、校改文字和一些不易識讀的文字符號，等等。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很多讀者對敦煌文書敬而遠之。“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將上述種種手寫文本，釋録爲通行的繁體文字以呈現給讀者，從而爲廣大讀者使用敦煌文書掃清障礙。 爲做出更爲準確的文書釋文，郝先生在讀書班上特别強調，一定要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務必字字求真。通常，他要求我們將項目組成員所作釋文打印出來，下功夫將其與文書IDP圖版逐字反覆比對，在遇到某些文書没有IDP圖版時，則要將文書紙版轉换成圖片格式，通過放大黑白圖版的方式來仔細觀察字形，確定文字。通過這種反覆的核對工作，我們識讀出了一些前人没有識讀的文字，糾正了許多前人識讀的錯誤。如關於S.1815V4《除夕驅儺文》文書，這是件墨色極淡、書寫極爲潦草的文書，此前《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全敦煌詩》等僅釋録了前四句，此次通過大家反覆查看圖版，辨識出爲他人所未識的“着火鬼”、“受作鬼”、“師姑鬼”、“腳子鬼”、“偷羊鬼”等“新鬼”，且將該件文書後半部分的絶大部分文字都識認出來。再如S.3702背《雜緣喻因由記》文書，以往學者將其中“有一婆羅門遊行，將粆糖蜜果子種種於路上吃”一句中的“種種”，或釋作“和□”，或未予釋録，此次通過核對圖版，識讀出此二字。“種種”被準確識讀後，這句話便很容易被理解了。再如，S.6203《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記功德記》中“ 由於敦煌文書的情況十分複雜，尤其是當遇到一些特殊的草書文字或俗體字、訛字的時候，往往僅通過查看圖版很難做出判斷。爲解決此問題，郝先生帶領大家在讀書班上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首先要參考前人的釋文、傳世文本等，但不能盲從。其次要善於利用工具書，如《敦煌俗字典》、《中國書法大字典》、《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等，如在識讀S.3702《文樣》文書時，對於該文書中的一句話，項目組成員最初將其釋録爲“德重齒尊，怡神衛道”，其中的“衛”字在圖版中雖清晰可辨，但比較潦草，至於此字是否爲“衛”字大家意見不一，於是我們開始查閲《中國書法大字典》，結果發現，此字與草書的“至”字很接近，而與“衛”字相去較遠，所以這句話最終被確認爲“德重齒尊，怡神至道”，等等。 當然，我們有時還會遇一些這樣的情況，即文書中的文字雖能識讀，但文義不通，於是還需利用其他傳世文獻以及文書文本上下間的句意、句法結構等再做出或“校”或“改”或保留原形的判斷。 以上可見，識讀敦煌文書文字的過程是複雜而艱辛的，郝先生以及項目組的成員們爲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這一過程又是快樂的，那種柳暗花明的快感，釋疑解惑的成就感，祇有參加過讀書班的人纔能體會得到。 其次 在準確把握文書性質 實現文書整理的學術創新上有提高 對於敦煌文書整理而言，除了文字的準確識讀是一道難關外，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問題也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則是對文書性質的把握。爲了能讓大家更準確地把握好文書的性質，郝先生在班上講了兩點意見： 其一，要求我們牢牢把握住敦煌文書手寫文本的特徵。他常常跟我們講，敦煌文書很多是古人個人的筆記本，一些内容可能是有意抄寫的，而另外一些可能是隨手抄寫的，這些内容體現出的是更多的個性特徵，這與印本書籍有很大的不同。如我們用印本書籍的思維和要求來看待這些文書，則會對文書的性質認識出現偏差，因此在判斷文書性質時，要從文書實際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其二，要注意從整體上來把握文書的性質。英藏敦煌文獻和其他敦煌文獻相似，殘件多，雙面書寫多，一些互不相干的内容往往會混雜在一起，要準確把握好這些文書的性質、時代，孰非易事。郝先生告誡大家，務必要對文書的正背面及全部内容做全面的考察，而不應僅僅注意其中的一部分。如在整理S.3287V《吐蕃子年擘三部落百姓泛履倩等户手實案卷》文書時，最初整理者將該件文書定性爲“户口申報單”，班上的同學亦未提出異議。郝先生讓大家仔細觀察文書的文本特徵，大家發現，該文書實由五紙粘連而成，共記載了五户的户口，在每兩紙連接處有空白四行，在第四、五紙連接處還寫有五言詩一首，在人名旁又有朱筆添加文字等，據此特徵可以判斷，此件文書應爲一件“手實”，“五言詩”屬於“後人在廢棄的手實案卷上隨手所寫的文字”，應另作釋文，而不是將其與“手實”混爲一談。接着，他又讓大家觀察該件文書的背面S.3287文書形態，通過紙張粘結處的文字形態和粘結痕迹，很明顯可看出所謂的正面S.3287文書，實際上是在手實廢棄後抄寫的，并且知道這件手實應爲一件長卷，因此宜將S.3287背文書定性爲“手實案卷”，而非此前的“户口申報單”。同時又根據S.3287文書的時代，反推出手實書寫的大體年代，這樣對S.3287背文書的性質有了比較科學、準確的判斷。通過在讀書班進行類似這樣的學習和訓練，大家逐漸掌握了判斷文書性質的方法。 在文書性質斷定之後，接着便是“説明”與“定名”的撰寫。敦煌文書釋録中“説明”和“定名”的撰寫，是一項學術含量很高的研究工作，它既要求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文書整理經驗，又需要其具備扎實的學術素養和敏鋭眼光。在敦煌文書研究成果極其豐富的今天，怎樣來寫文書的“説明”和“定名”，則具有一定的挑戰性。爲此，郝先生要求，大家所寫的“説明”和“定名”要具有一定的學術貢獻和創新性。他指出，大家在撰寫時，需要盡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能重蹈前人的窠臼，别人已講明白的問題要少講或不講，别人的疏忽和訛誤要予以糾正，要力爭將文書的文本特徵、内容、時代、價值等信息，在“説明”中全面而準確地反映出來，尤其是要注意補充前人没有提及的内容，爭取每一句話都有學術含量。如上文提到的S.3287背文書，最初撰寫的“説明”是：“此件係吐蕃佔領時期敦煌百姓泛履倩等五户居民向吐蕃政權基層行政組織申報户口的申報單，每户一紙，共五紙，連接在一起，第一户前面殘缺，最後一户尾部殘缺。”在班上，郝先生對以上“説明”進行了修改： 首先，將“申報單”改爲“手實”；其次，增加了紙張連接形態、朱筆校改問題、文書正背關係等問題的描述；再次，指出手實的正式文書性質以及五言詩的書寫原因；最後，對該件文書的朱筆文字添加者及朱筆點勘者進行了推斷。在郝先生的指導下大家對如何撰寫“説明”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關於“定名”，郝先生要求大家一定要遵循忠實於文書實際的原則，把文書的性質、内容、時代特徵等在“定名”中體現出來。通過讀書班的訓練，大家對文書“定名”的把握也有提高。 再次 嚴格了文書整理規範 在體例統一上有進展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最終成果，由於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數量巨大(預計該成果將達30多卷)、内容駁雜，也就注定了該項目需借助衆人之力方能完成。然而，參加者衆多也容易造成書出衆手而體例不一的問題。爲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郝先生先是在班上印發了此前制定的《英藏社會歷史文獻釋録整理細則》等規定，他要求項目組成員以及班上的所有同學都要將敦煌文書整理規範爛熟於心，無論是體例、結構，還是標點符號、遣詞造句等的規定，在整理和研究時都要嚴格遵守。另外，他還經常提醒大家要注意學習前面已經出版的釋録文本，在遇到棘手問題時，不妨先“照貓畫虎”，比照前期業已形成的範式進行整理，然後再一遍遍地修改、完善、提高。這些規定和範本對於統一各個整理者的釋録文本起到了很好的規範作用。 雖然有整理規定和已經完成的範本作參考，但在整理的過程中還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在整理過程中對於繁體字的使用問題，由於敦煌卷子的年代不同，内容各異，即使同一個文字在不同的卷子中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再者就我國的繁體文字而言，同一文字又往往會有多種寫法，如“并”字，現在就有“幷”、“倂”、“并”、“竝”等多種字形，故而在讀書班開班初期，大家對於繁體字的把握還是有一定的難度。鑒於此種情況，郝先生在班上反覆強調，整理者要以通行的繁體文字爲基礎，對相關的俗體字、古用法、舊字形等等進行校改，對一些特殊的繁體字，還單獨印發了相關使用規定。然後郝先生和大家所作的工作，就是對於班上提出的問題文字進行逐字糾正。另外，對於“説明”涉及的遣詞造句問題，如在表述研究對象時是使用“此件”文書還是使用“本件”文書、“該件”文書，有時大家并不太在意，所以導致寫出來的釋録初稿往往是“此件”、“本件”、“該件”間而有之，郝先生要求大家逐一進行改正、統一，等等。 通過這種規範先行、範本參照，然後再逐一校理的模式，一件在班上討論、研讀的文書釋録文本，經過讀書班研讀之後，其先前的“個性”往往會不斷地被抹殺，而代之以更加規範、嚴謹和統一的表述方式。讀書班在推動不同整理者整理文本的規範和統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最後 在項目研究與人才培養方面實現了有機結合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讀書班的舉辦，不僅對推進該項目研究的順利進行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在促進青年學子的快速成長，提高大家的學術水準和科研能力等方面也有重要貢獻。 班上濃濃的學術氛圍，當你置身其中，便在不自覺間已被熏陶和感染。更爲重要的是，郝先生經常會以某些學術問題、或某一號文書、或某一個術語爲切入點，就治學的方法、門徑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等問題展開説明，有時候可能祇是片言隻語，有時候則可能是鴻篇大論，有時候是有感而發，有時候則是刻意強調，這種結合具體文書和具體問題進行的分析與指導，具體而生動，深受廣大同學們的歡迎。如在研讀S.4021(2)《齋儀抄》文書時，最初釋録者將該件文書定名爲《諸雜齋文詞句類抄》，對於該文書定名中使用的“齋文”一詞，郝先生結合他早年所撰寫的《關於敦煌寫本齋文的幾個問題》一文，對齋文的文本結構、不同的表述方式、齋文與發願文的關係等内容進行了深入講解，從而確定了該件文書應爲一件“齋儀抄”而非“齋文”。通過郝先生的講解、分析，不僅明確了文書的定名，而且使大家增加了對於齋文的認識，擴大了知識面。有時郝先生還會對治學的路徑進行指導，如有一次，他談到了治學的三重境界問題，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説：“學術研究可以分爲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對於相關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有了新的看法；第二個層次是學術研究有特色，包括選題、論證、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有獨到之處；第三個層次，也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即‘無可替代’性”，他還勉勵大家爭取在學術研究上練就獨門武功，以達到“無可替代”的境界。大家因之深受鼓勵。有時，爲了讓大家進一步了認識究敦煌文書的研究方法，郝先生還會親自上陣，做出研究示範，如在討論S.1815背《六十甲子納音》文書時，郝先生親自撰寫了一篇研究文章，就《六十甲子納音》及其相關的十幾件文書進行了系統文獻學分析。雖然這些文書此前已有多名學者做過研究，但此次郝先生另辟新徑，從文書的寫本形態入手，根據文書的性質、用途，將這些文書劃分成了正式文本、非獨立正式文本、隨手抄寫文本、興趣所致的隨意抄寫文本等四種類型，并根據使用這些文書的不同群體，對文書在當時的使用目的、流行情況等進行了探討，多發前人之未發。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指導，對於大家如何在敦煌文書中選擇研究題目，如何進行具體問題的分析和研究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啓發意義。由此我們也堅定了從事敦煌學研究的決心，大家意識到，儘管敦煌學研究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但敦煌學依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的開拓空間。 當然，在班上不時還會閃現出思想碰撞的火花，這種碰撞，或能增益見聞，或能開拓思路。同時，讀書班上的研討過程，又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比如在研讀S.3702《文樣》文書時，有一句爲“仰惟梁僧政等和尚，并洞曉五乘，精閑八藏，開《華嚴經》、《大雲經》、《起世經》”，其中的《華嚴經》、《大雲經》、《起世經》等經名爲文書校改者以草書添加，以往學者僅辨識出“大雲經”三字，郝先生最初對其他兩經的經名亦未識讀，在班上有位學習語言學的同學，他根據文書前後文的結構及文字殘筆劃，識讀出“華嚴經”、“起世經”等字，後我們查閲相關工具書及傳世文獻證實，果爲此數字，這位同學的識讀，被郝先生評價爲“天才般的解讀”。大家在班上的交流，不僅開拓了同學們的思路，同時對包括郝先生在内的所有項目組成員也是一種促進。讀書班已成爲了大家共同成長、共同進步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