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北宋时期“重文轻武”，文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为世人接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孙奭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北宋一代州学先风。

一、孙奭其人

孙奭（962-1033），字宗古，山东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县博平镇）人，后徙居须城(今山东东平县)，死后葬于须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孙奭“九经”及第，之后为官四十余年。

孙奭生长的齐鲁大地是儒学的发源地，历来名儒众多，文化氛围浓郁，州军官学、私人书院和民间私塾教育比较发达，私人讲学风气盛行。北宋的35位状元中就有11位是京东籍（今山东省）人，位居北方各路第一位［1］223。 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都曾在这里求学和讲学。

据《宋史·孙奭传》记载，少年孙奭，“好书术，不事产利”，师从王彻，学习儒家经典。王彻去世之后，其他学生纷纷向孙奭请教，孙奭继承师傅的衣钵，做起了老师。孙奭为求学者解答疑难，“解析微指，人人惊服。”［2］因此，王彻的门生百人，“悉从公以终业。 ”［3］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27 岁的孙奭以“九经”及第［4］678。宋初尊孔崇儒，在科举取士上延续唐代制度，以诗赋为主，但与此同时提高了经学的地位，在科举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下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2］3605宋太宗在位时曾明确强调：“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或止习浮浅文章，殊非务本之道，当下诏切戒之。 ”［4］560。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自称“朕在东宫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强调“今宗室诸王所习，惟在经籍”［4］1635。 宋廷通过多种渠道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因此，九经科在宋初科举中是很受重视的。许多饱学之士如邢昺、孙奭、孔维等人，均为九经及第，通过九经科踏入仕途。鲁儒坚持盛世出、乱世伏的原则，只有在国家崇尚儒教时能受到礼遇，才会积极入仕。

及第后孙奭被授莒县主簿。不久他就向皇帝上书“愿试讲说”［2］，后迁任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即太学教师）。教育和教学，是孙奭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二、孙奭对教育的贡献

（一）创建兖州州学

宋初，统治者重视科举。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不仅可以做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享有很高的待遇。这一政策虽然为统治者选拔了不少人才，但由于科举科目有限，以考试选人,忽视学校教育，造成官僚机构膨胀、官吏素质低下，贪图名利，不务实学的风气也愈演愈烈。就连真宗也说“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竞斯甚，缪滥益彰”［5］287。孙奭对科举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并以自己的行动来避免这一弊端，推动宋代教育的发展。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孙奭出任兖州知府，在“文宣王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从学者不下数百人”［6］。乾兴元年（1022 年），孙奭回京担任翰林侍读学士，他担心创建的学校因为自己的离开而荒废，在乾兴元年十一月，向宋仁宗上言：“知兖州日，于文宣王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从学者不減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伏见密州马耆山讲书，太学助教杨光辅素有经行，望特迁一官，令于兖州讲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4］2305宋仁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杨光辅迁官奉礼郎。可见，孙奭一直没有忘记普及教化，没有停止教书育人的工作。在兖州做地方官时，他积极建学舍、开讲席，为求学者创造各种条件，还用自己的俸钱供给学生。离任还朝后，仍然念念不忘，请求朝廷派教授、给学田。史书记载：“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乞请太学助教杨光辅充本州讲书，从之。此为州镇立学之始。”［7］。孙奭这项建议非常重要，朝廷因此确定了诸州划给学田的教育制度。田产是固定资产，这就为州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经济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奭为北宋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为教育举荐人才

孙奭在乾兴元年荐举太学助教杨光辅为兖州州学教授，后来又与冯元一同荐举杨光辅之子大理寺丞杨安国为国子监直讲。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十一月，宋仁宗召见了杨光辅父子。杨光辅已经70有余，但他为仁宗讲解经典《无逸》，论说明白晓畅，深得仁宗皇帝的赏识。孙奭还荐举了隐居不仕的赵师民为兖州教授。赵师民后来升迁为国子监直讲、崇政殿说书、宗正丞。与西夏作战时上治道十五事，升迁为天章阁待制。可见，孙奭不仅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荐举学官方面，也是知人善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