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1]指出了水地关系及其对于万物的重要性，而水地关系同时又无可置疑地塑造了地域的风俗文化。管子也正是今天宿州所在的皖北地区的春秋圣贤。

宿州境内中心地带，自古就没有大的河流，排涝相对困难，雨水多时易涝灾，明末及之后，黄河向东南的淮河流域泛滥成为常态，地方则更是经常遭受带来巨大损失的洪灾；然而，如果雨水少，则又有旱灾。据地方学者所编《宿州地域自然灾害历史大事记》一书统计，明朝后期以至民国，几乎无年不灾。由此形成的水、地、人之间的关系及文化，必然要在赛珍珠以宿州为背景的《大地》三部曲中有所反映。

1《大地》中的宿州水地关系描写

此种水地形势影响下的当地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对适时的雨水的期待则是农夫最焦灼的心事，有时其程度甚至高过对于土地的渴望，小说中多次有此类描述：

“那窗孔实在是很小，但他硬是把手伸了出去，感觉一下外面的新鲜凉爽的空气。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带着一股湿气，这是个好兆头。田里的庄稼正需要雨水。”[2]

“麦穗还空着，等着下雨。他嗅嗅空气，然后又不安地望着天空。雨在那边，隐藏在云际，浓重地压在风上面。他要买一束香，烧给小庙里的土地爷。在这样的不同寻常的大日子里，他会这么做的。”[2]6

如果雨水适时降临大地，乡土的家园则于宁静中弥散着温馨：

“王龙不安地等着下雨。接着，风渐渐停了，空气清静温暖，在平静而阴暗的一天，忽然间下起雨来。他们一家坐在屋里，心满意足，看着雨直泻下来，落到场院周围的地里，顺着屋檐滴答往下淌。小孩子感到惊奇，雨落下来时，他伸出小手去捉那银白色的雨线。”[2]36

风调雨顺，则更是一派田园风光、和平景象：

“田里的麦种发芽了，嫩绿的新苗从湿润的褐土中拱了出来。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就互相串门，因为每个农民都觉得，只要老天爷下雨，他们的庄稼就能得到灌溉，他们就不必用扁担挑水，一趟趟来来去去把腰累弯。他们上午聚在这家或那家，在这里或那里吃茶，光着脚，打着油纸伞，穿过田间小路，到各家去串门。勤俭的女人们就待在家里，做鞋或缝补衣服，考虑为过新年做些准备。”[2]36

而王龙买的第一块地，也是最好的一块地，就是“在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旁边”，利于灌溉和排涝的“一长块土地”[2]45。

如前所述，地域的水地关系中包藏着一种危险的平衡：雨水过多和过少，对于无大河泄洪与灌溉的大地，都是灾难，正如《大地》中所描述的：“王龙的祖祖辈辈都靠种田为生，在他们生活的这一带地方，每隔五年左右就有一次荒年，如果神仙宽厚仁慈，也有隔七八年甚至十年一次的时候。这是因为老天爷要么下雨太多，要么根本不下。”[2]132农业时代宿州的灾荒，往往由此而来。与此相关，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出现的灾难画面也每每是此种与洪水相关的场景，这说明赛珍珠对“大地”的主要灾患形式——水灾的敏锐，和对“大地”上水系的相对陌生，《大地》中这样说道：“因为下雨和远处山里冬雪融化使北面的河水泛滥，越过几百年前由人工建造的防洪堤坝淹没田地。”[2]132在明、清、民国时期，堙废的古汴河堤岸标志性地成了防洪堤，应即此处所谓“几百年前由人工建造的防洪堤坝”。类似的表述与信息还有：“第七年的时候，由于西北的雨雪过量，从那里发源的村北的大河河水暴涨，河水冲破了堤岸，淹没了整个地区的田地。”[2]137

但检阅相关《民国黄河大事记》等书中的灾害史部分，可以发现，赛珍珠生活在宿州的1917年秋到1919年下半年的二三年中，黄河的决口并不严重，且主要发生于民埝。在民国六年(1917)的七八月间，鲁西南的东明县及其邻近的长垣县有民埝漫决，但都在当年的十月堵合；山东范县有多处亦决，各口当年先后堵合。之后，民国七年(1918)的春天，郓城县门庄南黄河民埝因凌汛壅水，出现漏洞决口(旋即堵合)，虽然郓城县香王庄(在黄河南岸)东的黄河大堤也因凌汛冲决，且迟至次年春才被堵合，但并未见关于这次决口的灾害损失的记载；民国八年(1919)夏季的伏汛间，亦有寿张、郓城黄河民埝数处决口[3]245。以上，决口的多是民埝，它仅是用来保护黄河大堤内滩地的正常耕作的，而较少是官堤。实际上，黄河于咸丰五年(1855)在今兰考境内决口后，再次掉头北去，结束了大规模的连续泛淮，直到1938年郑州花园口大堤被炸开，才又再次东南泛。没有黄河泛滥的年代，地方的阴雨连绵，则成为洪灾的重要原因，且这期间，洪灾已经不再频繁。1855年后，据《安徽省志·气象志》，淮北地区发生的比较有规模的洪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