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为对抗蒙元入侵，四川安抚制置使余采纳播州谋士冉、冉璞等人的建议，在四川地区主持修建了一系列防御性山城，逐步构建起层次分明、联系紧密的山城防御体系。坐落在渠江、嘉陵江、涪江交汇处半岛高地上的钓鱼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钓鱼城所在的钓鱼山地势险要，可以控扼三江，拱卫重庆，是宋蒙战争时期“蜀中八柱”之一，在南宋四川山城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在长达36年的抗战时间里，钓鱼城军民且耕且守，不仅始终未被蒙元大军攻破，而且还因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钓鱼城之战，间接改写了世界文明进程。由于是宋末元初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地，钓鱼城早就引起了历史、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关注。2015年，重庆市启动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带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和研究热潮①20世纪40年代，钓鱼城作为抵抗外民族侵略的重要象征，已进入当时人视野，出现了具有考证和研究性质的游记，如郭沫若《钓鱼台访古》（1942年）、马以愚《游钓鱼城补记》（1946年）。但钓鱼城研究的真正展开，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成果频出，大致有文献整理、考古动态和研究论著三类，如《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1982年）、唐唯目《钓鱼志》（1983年）、钟秀金主编《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2011年）、袁东山等《钓鱼城遗址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2015年）、池开智《钓鱼城历史与展示研究文集》（2018年）。此外，1996年，钓鱼城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钓鱼城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基于近期考古工作，笔者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目前对钓鱼城的功能分区以及对整个城市的理解仍存在部分问题。钓鱼城不仅仅是一座军事堡垒，同时也是一座建置城市，是南宋晚期潼川府路所辖合州和石照县治所所在。因此，作为一座兼具政治和军事功能的城市，首先要弄明白的，应该是城市的军政中心的情况。

根据文献记载，宋蒙战争爆发后不久，合州州署便从合州旧城（在钓鱼山西，与山隔嘉陵江相望）移治钓鱼山城，随后余又调兴戎司重兵驻守该城，后继者王坚、张珏既知合州亦领戎司②参：“淳三年，制置使余用冉、冉璞谋，徙城钓鱼山，元至元二年复旧治。”（明）刘芳声修，田九垓纂：《（万历）合州志》卷一《山川》，明万历七年（1579年）刻本，叶15a。“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一六《余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张珏……代王坚，以都统制知合州，魁雄有谋，善用兵。算无遗策。”（清）宋锦修，刘桐纂《：（乾隆）合州志》卷三《职官志》，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本，叶3b。。由此可见，合州知州和兴戎司都统制在宋末战争期间是同一人兼任，钓鱼城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是军政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共用一个衙署。合州的附郭县是石照县，附郭县担任着直接治理合州城人民的职责。由于宋末四川人民大量损失，当时通常都是以府州军作为抵御蒙军的基层单位，府州军的属县人民均入州城而不再分散生息于属县。而民间相传的石照县衙，是主掌合州所属五县民政和治安的机构，因为当时合州所辖5个县人民都集中到了钓鱼城，并参与了钓鱼城的筑城工作③“郡牧王坚，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寺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万历）合州志》卷一《山川》，叶12a-b。，应不会与前两者同设一处[1]。那么，合州州署该在何处？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山顶中部的飞舄楼附近[2]，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钓鱼山西的范家堰大天池附近，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发掘者将其推定为合州衙署。目前，钓鱼城遗址的保护规划和申遗文本，都是以此观点来理解和解释钓鱼城的。当然，也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范家堰遗址应该是山城中的州学所在。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抑或还有其他的可能？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就正于大方之家。

图1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位置示意图（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1 范家堰遗址概况④截至目前，范家堰遗址的考古报告尚未公开发表，只《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实践经验》（《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22日06版）《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05版）《考古重庆》（2013、2014、2015、2017年）及相关微信公众号里有部分文字和图片介绍。本节所用测量数据和部分图片，主要取自相关微信公众号里的公开资料。网址参见： 013b31df&chksm=bd322ab78a45a3a14be5dc15ee8d37b7e1fcf4a2171d2cb0e8d11fa2865d468fc0&scene= 38#wechat_redirect（文博中国，2019年11月24日）。